1949年8月，20多万解放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，对西北军阀马步芳的老巢——兰州发起了总攻。经过咸阳和固关战役，曾经嚣张一时的马家军已经精疲力尽。然而，凶狠顽固的马匪们却决定拼死一搏。
经过激烈的战斗，我军在26日凌晨成功占领了兰州城。马家军在一夜的激战中溃败，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在黄河边乱窜。当他们看到我军的炮弹已经逼近时，慌忙向北方磕头，然后纷纷跳入河中。除了少数士兵抓住马尾巴游到了对岸，大多数跳水的士兵都被河水吞噬了。
很明显，过去常常让我们军队吃亏，一度自视甚高的马家军现在已经被彻底打垮了士气。他们以前的疯狂和残忍，如今变成了让人嘲笑的胆小，一个个走向了他们所说的“天堂”。
在这次战斗中，我们消灭和俘虏了马步芳部队的两万七千多人，还缴获了很多武器弹药。从此，西北地区战斗力最强、最坚决反共的马步芳部队彻底被摧毁了。不到一个月，我们的军队就直接打到了马步芳势力的起点——西宁。马步芳见大势已去，带着多年搜刮的黄金逃到了台湾，不久后又去了沙特阿拉伯当寓公。
一、彭德怀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
兰州战役之后，彭德怀并没有感到特别高兴，反而有些忧心忡忡。这场战役非常激烈，虽然我军在人数和装备上占优势，但依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这说明马家军的战斗力非常顽强。
除此之外，彭德怀发现了一个挺奇怪的现象，就是我军竟然没有一个上校、少将或者团长级别的军官被消灭或俘虏。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。
今天我们聊聊马家军的特点。马家军是一支非常保守和反动的部队。在国民党各派中，马家军的人数不多，装备也不先进。但是，他们给我军制造了很大困扰，主要是因为他们特别团结，对外来的人或事物非常排斥。
马家军起源于清朝末年，发展于民国初期。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864年的河州起义。当时，马步芳的祖父马海晏是起义的领导者之一。1872年（同治十一年），马海晏跟随起义军的大头领马占鳌，带领一部分起义军投降清朝，被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任命为河州靖南军中营马队管带，相当于营长，手下兵马不超过三百人，这是青海马家军最初的规模。
1900年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，马海晏带着自己的队伍前往北京救驾。由于在救驾中立下大功，慈禧太后提拔他的儿子马麟当了旗官（相当于团长），后来又升为参将（相当于旅长）。
在辛亥革命期间，马麟无情地镇压了当地人民的起义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样一个反动势力竟然得到了民国政府的收编，实力反而变得更加强大了。
马麟去世后，他的儿子马步芳继承了军队，成为了青海马家军的第三代掌权人。1931年，善于看风使舵的马步芳投靠了当时全国势力最大的军阀蒋介石。从那时起，他以西宁为基地，在他父亲管理青海的基础上，采取内外兼并的策略。他在增强军事和政治实力的同时，也在经济上不遗余力地进行掠夺和扩张，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。通过这些精心策划、不择手段的举措，逐渐在青海地区形成了割据的局面。
1936年，马步芳指挥的军队打败了试图穿越黄河进入河西走廊的红军，给红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。由于他在“剿共”中的表现，马步芳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，他的军队也因此扩大到了一万七千人。
从清朝到民国时期，青马势力不断发展壮大，但它的核心特点始终没有改变，那就是家族特色。马步芳家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，早在马麟的时代就已经有7个宗族、14个分支，到了马步芳时期更是发展到了18个宗族、60多个分支，家族人口多达数百人。
马步芳的部下，从基层军官到团长，大多是他的叔伯兄弟或子侄。这些人深受宗法观念影响，把军队当作自家的私有财产，觉得马家军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唯一依靠。他们认为，马家军兴旺了，自己也跟着兴旺；马家军发展了，自己也跟着发展，荣辱与共，同生共死。因此，他们的凝聚力特别强，战斗热情也非常高涨。在战场上，他们总是冲锋在前，绝不偷懒耍滑；即使打了败仗，也会拼尽全力救援战友，绝不会落井下石。
马继援上台后，确实吸收了一些外姓将领加入马家军。但从本质上讲，马家军仍然是马步芳家族的私人武装力量。
这种凝聚力在国民党各派系中较为罕见。马步芳以马氏家族为基础，招募了大量回族和撒拉族士兵。这些士兵因为共同的宗教信仰而团结一致，形成了一支忠诚、狂热、残忍且顽固的部队。
战场上，马家军官们都是勇猛的先锋，常常带头发起拼命的冲锋。1949年2月1日，一野第四军在铜川遭遇了马家军的伏击。当时，马家军20师的师长马得胜不顾身份，挥舞着马刀冲在队伍最前头。战斗激烈时，他还脱掉军装，只穿一件蓝毛衣四处冲杀。这种不顾生死的勇猛虽然让他最终丧命（因穿蓝毛衣过于显眼，被炮火击中），但也展现了马家军将领的凶悍。
当兰州战役进入紧张时刻，马家军的基层军官们挥舞着大刀，赤裸上身冲向战场。他们口中不停地喊着：“天门开，天门开”，带领士兵对我们发起猛烈反击，给我们带来了重大损失。
在对阵马家军之前，毛主席已经明白，马家军很难被改变。于是他用电报告诉彭德怀：
马家军从来不干好事，尽量让所有人放下武器，最好能不改编就不要改编了。
在兰州战役结束后，马家军的高级军官们奇怪地不见了，没有一个人被抓住，也没有人投降。这种情况非常不正常。对于军队来说，军官比士兵更重要。只要有合适的指挥官，很快就能集结起大批士兵。
马家军在青海和甘肃地区势力强大已久，很难说那些将领们不会闹独立。这种情况，彭德怀怎能不担心呢？
王震曾经说过：
在兰州的时候，总共只消灭了两万七千名敌人，一路往西前进，再加上解放西宁时消灭的残敌，加起来也不过三万人。可还有一些马家军的军官和士兵被打散了，有的回家了，有的躲了起来，他们手里的武器还在，说不定哪天就会闹事，这可是个大隐患，咱们得时刻警惕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
马家军的军官们都去哪儿了？他们后来又做了些什么呢？
第二部分：马匪假意归顺
当兰州即将迎来解放的消息传来，马家军的将领们就像受了惊的鸟儿，整天提心吊胆。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与共产党对抗，双方积怨很深。他们觉得，如果向共产党投降，肯定没有好下场。
这时，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给他们指了一条“明路”。他建议大家回家潜伏，收集武器，等待时机发动暴乱，配合蒋介石和马步芳“反攻大陆”。
于是，马继援在兰州失守前，给防守窦家山的第一百师师长谭呈祥下达了秘密命令：
今晚，全军要撤离。你们一百师要先撤，我们不能把辛苦换来的成果白白浪费。
第一百师是马家军的精锐部队，马继援想保留这支核心力量，以便将来东山再起。于是，“青马”的残部有数万人逃回了青海。他们中的团长、师长们躲藏在西宁附近的几个地方，如大通县的桥头镇、湟中县的上五庄和海晏县的三角城等地。他们秘密藏匿了武器和弹药，将战马改成了耕马，分散隐蔽，等待时机再次行动。
对于这伙凶狠顽固的马匪，解放军自然不能袖手旁观。通过明察暗访，我军大致摸清了马家军军官们的动向。为了防止马匪官兵走投无路，我军对他们提出了相当优厚的条件。
对于投降的马家军，我们严格执行党的政策。只要他们放下武器，一律不杀。对下级军官和士兵，我们会发给他们路费，让他们回家。至于少校以上的军官，我们会将他们编入设在西宁的“解放军官训练处”，集中进行改造和学习。
那些土匪头目以为自己杀了太多红军和解放军，共产党肯定会报复他们。可是听说解放军并没有追究他们，他们就决定先暂时投降。
9月8日，也就是青海解放后的第三天，上五庄的“青马”八十二军副军长赵遂和参谋长马文鼎向我军投降；到了9月10日，在三角城的“青马”一九○师师长马振武、三五七师师长杨修戎、骑八师师长马英等两千多人也向我军投降，其中包括三百五十多名将校级军官。
人人都说改过自新很容易，但对马家军这些恶贯满盈的土匪来说，这根本不可能。从他们所谓的“起义”开始，马家军里的一些顽固分子就已经在密谋叛变了。比如说，马家军里的一个高级军官马呈祥，在“起义”的时候，就和他在“解放军官训练处”学习的一些国民党军官秘密结成了同盟。
“我们可以像孤臣孽子一样，忍辱负重、卧薪尝胆，效忠蒋总统，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！”“我们明降暗不降，人在曹营心在汉，待机而动。”
“起义”之后，骑七师的一些反动军官还怀念旧时光，整天在部队里挑拨离间。只要战士们和政工干部接触，他们就威胁恐吓。
“以前共产党来了，你对指导员那么热情；现在国民党又回来了，看看你这次怎么应对呢？”
兰州战役把马家军打垮了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他们的斗争结束了。从1950年开始，全国各地都展开了激烈的“镇反运动”。在西北地区，我军的主要对手就是马家军的残部。这场大规模的平叛战争一直持续到了1956年。
三、以血还血
1949年9月底，马家军的将领们觉得造反的时机到了，就开始私下联系，准备闹事。第一个行动的是原82军某个团长马擢武。他借口回家探亲回到了甘肃临夏，在那里挖出了事先藏好的武器，然后和马步芳的兄弟马步彪、马谚彪等人召集了一群不法分子。
11月，马擢武带领一伙匪徒袭击了广和县的两辆解放军军车。车内12名解放军战士与上千名匪徒激战了4个多小时，最终因弹尽粮绝而全部牺牲。廖汉生闻讯后，立即抽调第一军的一个师前往临夏，协助兄弟部队剿灭叛乱。经过两个月的激战，终于平定了叛乱。
因为第一师去临夏剿匪，青海这边变得空虚，所以青海的叛乱突然爆发了。马英，原先是马家军骑兵第八师的师长，在我们解放西宁后，他迫于形势向军管会做了登记。没过多久，马英找机会逃回了老家。12月5日，马英聚集了五千多人，包围了大通县、桥头镇以及附近的地方政府和部队驻地，发起了猛烈的攻击。
与此同时，青马原军官马成彪召集了1200多人在门源县作乱，第二天攻破了县城，40多位县长及以下的官员壮烈牺牲。在叛乱前，马成彪偷偷藏匿了2万多发子弹。县、乡政府有所察觉，多次上门索要。但马成彪一口咬定：“这没有的事，子弹不能吃，也不能喝，要它们作甚？”没想到，马成彪真的用这2万发子弹发动了叛乱。
马英和马成彪叛变后，反动武装的暴动迅速扩散，小峡、湟中、循化等地接连出现叛乱。一时之间，匪患频发，形势十分严峻。这伙马匪依然凶残无比，他们疯狂地杀害军队和政府人员，甚至采取砍头、剁脚、割舌、挖眼等残忍手段，将尸体暴露在野外，让人看了心惊胆战。
战争结束后，军队在安葬烈士遗体时，竟然无法辨认那些朝夕相处的战友的面貌，只能含泪在墓碑上写下：“无名烈士”。
马家军不识抬举，我军自然不会再姑息。贺炳炎和廖汉生果断行动，立即对叛匪进行反击。
贺炳炎命令第三师的兴中先带着七团的两个营和一军的侦察连，迅速增援大通。在桥头镇，我军遇到了上千名匪徒。我军的炮兵毫不客气，把炮弹精准地送进了敌群。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，共打死匪徒300多人，俘虏500多人。
12月6日，兴中师长带着增援部队赶到大通县。马英见状不妙，连忙率部撤围而走。经过几天的追击，我们最终在12月13日追上了马英一伙儿。战斗中，司号员杨孝忠看到一个满脸横肉的大胡子匪徒正猫着腰，准备从我军的包围下逃走，于是对着他的脑袋就是一枪。
清理战场后，从那人衣兜里找到了一枚刻有“马英之印”字样的水晶印章。
马英的匪帮被消灭后，作为同伙的马成彪也无法逃脱厄运。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，马匪全部被歼灭，匪首马成彪也在战斗中身亡。
在大通和门源剿灭匪徒的同时，2师5团将西宁边平邑和小峡地区的匪徒一举歼灭，击毙了匪首韩静如。随后，2师5团与师骑兵营协同作战，成功收复了湟中县城。
在化隆、循化这些地方，以前的骑兵部队领导马成贤、谭呈祥、马忠义和韩进禄等人秘密计划重新建立一支军队。但是在我军返回青海的第一支部队到达之前，他们的计划就被发现了。结果，马成贤的队伍被彻底击败，而马忠义、韩进禄等人选择了向我军投降。
为了更好地对付那些四处游荡的马匪，贺炳炎和廖汉生决定成立一个骑兵部队。他们打算以现有的各军和各师的骑兵为基础，组建骑兵团，专门负责追捕和消灭这些马匪，深入草原和沙漠地区彻底清除残余的匪徒。
到了1950年8月，经过200多次的战斗，青海刚解放时的土匪暴动终于被平定了，大部分土匪逃进了深山或偏远的地方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仅第一军就消灭了5750名土匪，其中击毙了2455人。
这样一来，马步芳父子留在大陆的核心成员要么被击毙，要么成了俘虏。与此同时，我军不仅进行了军事打击，还发动了政治攻势。要知道，在解放前，马步芳家族在青海统治了40多年，期间施行了极其残暴的统治和血腥的镇压，以至于整个青海连一个中共地下党组织都没有，甚至连一个民主人士也没有。因此，我们在基层缺乏干部，群众对我们也不太了解。这正是马步芳匪徒得以嚣张作乱的根源。
我们解放军根据毛主席提出的“解放军既是战斗队，也是一个宣传队”的精神，积极承担起建设政府的任务。我们打击了马步芳在基层的反动势力，让人民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。我们没收了老百姓的枪支，并开展了一场土地改革运动，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。这样一来，马匪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。
打击土匪的战斗已经初见成效，现在是向那些作恶多端的马匪头目讨回公道的时候了。除了已经被消灭的，还有很多被抓住的匪首。对于这些罪行累累、顽固不化的坏人，人们不会再对他们客气。以前放过他们一次，现在是时候为过去的冤屈和新近的仇恨一并讨回了。
1951年5月24日，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开了一场宣判大会，对谭呈祥等78名匪首和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同年6月30日，法院又对267名反革命罪犯进行了公审，判处赵遂、马成贤、谭腾蛟等30名罪犯死刑。
随着一阵阵清脆的枪声，马步芳留在大陆的最后一丝阴影消失了。剩下的都是些不成气候的小股残兵。直到1956年，这些残兵才被完全消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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